《河圖洛書傳說》申遺成功的背后
——談民間文學類非遺項目的保護和傳承
李曉霞（洛陽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河圖洛書傳說》作為洛陽市的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申報國家級非遺成功，更為洛陽增添了一份榮耀。消息傳來，舉城興奮。作為一名洛陽市的非遺保護工作者，筆者在高興的同時，也想總結一下河圖洛書傳說申報中的經驗，為日后民間文學類的項目申遺和保護提供一些可借鑒的資料。
目前洛陽市的非遺保護尚處于起步階段，從理論到實踐都存在不少誤區，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優秀項目的申報和保護。就《河圖洛書傳說》為例，筆者在申報國家級的過程中，便遇到了一些理論上的問題，而這些理論不明晰，更直接影響到了實際操作。因此，筆者想就自己對于“民間文學類”非遺的一些思考，供大家討論。
一、“傳說”不能與“史實”混為一談
《河圖洛書傳說》是關于“河出圖”“洛出書”等相關故事的民間傳說體系，主要包括《黃河獻圖》《龍馬負圖寺的傳說》《洛河出書》《神龜獻洛書》《洛出書的傳說》等。它的大致內容是：相傳伏羲氏的時候，黃河里浮出一匹龍馬，它身上的旋毛變成“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的圖形，這就是“河圖”，伏羲氏依“河圖”畫出八卦，就是后來《周易》一書的來源；大禹治水的時候，洛河里浮出一只神龜，神龜的背上長有紋、圈、點，自列成組，這就是“洛書”，大禹對“洛書”進行了闡釋，就是后來《尚書》中的《洪范》篇。
因為這個故事中出現了我國歷史上的人文始祖“伏羲”“大禹”，而地點又確定為“河”“洛”，更有《論語》《史記》等名著為佐證，因此不少專家都認為《河圖洛書》卻有其事，不是傳說，而是史實。加上歷代皇帝、貴族、學者等對《河圖洛書》的推崇，民間更將《河圖洛書》神秘化，將其視為一門學問來研究。而直到宋代才出現在朱熹《周易本義》中的河圖、洛書的圖樣也被奉為經典，不少人專門著書立說，試圖從《河圖》《洛書》中尋找數學的真諦，推演宇宙的規律。在《河圖洛書傳說》申報國家級非遺的時候，不少人去掉“傳說”二字，試圖將其歷史化、科學化。
但是真正研究過“河圖洛書傳說”的流變就會發現，“河圖洛書”從先秦經典到明清時期，是不斷變化著的。先秦時期的經典中對于“河圖洛書”的記錄基本上都是只言片語，例如《周易?系辭上》中說：“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禮記?禮運篇》有載：“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論語?子罕》中有“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的句子，并沒有說明“河圖洛書”到底是何物，因此專家認為，春秋時期，“河圖洛書”是被視為一種圣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帶有原始圖騰的象征意義。
“河圖洛書”到了兩漢時期，有了更加豐富的闡釋。西漢孔安國說：“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于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漢書?五行志》中曰：“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范》是也。”第一次將“河圖”“洛書”與當時盛行的“易學”“八卦”聯系在了一起，并認為“河圖洛書”為易學八卦的起源。
東漢時期，“河圖洛書”逐漸演變發展成為有文字、成篇章的書籍，而且和當時流行的讖緯之學融合在一起，逐漸演變成“龍馬負圖，神龜貢書”的神話般的傳說故事及圖讖之說，并日益圖式化和玄理化。定都在洛陽的光武帝劉秀，是把“河圖洛書”作為做皇帝的天命根據的第一人。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群臣上言，要求劉秀封禪，劉秀未允。兩年之后，他在齋戒時讀到《河圖會昌符》中的“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乃令梁松等人重新根據“河圖洛書”，向他說明有關封禪問題。梁松等查到了三十六條根據，奏請光武帝封禪。于是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劉秀登臨泰山，舉行封禪儀式并刻石以記之。正是由于劉秀的推崇，“河圖洛書”的地位開始不斷攀升，內涵與外延不斷豐富。巧合的是，在今孟津縣“龍馬負圖寺”不遠，便是劉秀的陵墓——漢光武帝陵。因此，不得不說，河圖洛書與劉秀有著緊密的聯系。劉秀的做法使得“河圖洛書”成為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日益正統化和神圣化，不僅對于古代易學、儒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而且對政局興衰、朝代更替和人們的文化生活也產生了諸多影響。
到了宋代，關于“河圖洛書”的解釋和內容進一步充實。北宋的陳摶、劉牧、王安石、蘇軾，南宋的朱熹、蔡元定等名儒一改前人的解《易》方式，以“圖十書九”等圖式來解釋《周易》的原理，出現了各種圖式和圖說。陳摶著《龍圖序》（又名《易龍圖序》），首次以黑點和白圈表現河圖洛書。劉牧提出河圖十個數，洛書九個數的圖式。朱熹的《周易本義》出現了河圖、洛書的圖樣：兩幅方形的圖，以黑點、白點組成。河圖共55點，洛書共45點。這些圖式和解說，很快被大眾接受并流傳下來。現在我們看到的關于河圖洛書的圖樣，就來自朱熹的《周易本義》。
明代孟津著名書法家王鐸的《龍馬記》中也有記述：“余兒童時，戲于河墟，父老曰：‘此河中，下多石子，有聲，曾出龍，相傳以為怪。’余亦訝以為奇。后數十年，閱石碣所記載，知為宓羲畫八卦肇端龍馬所負之圖，龍馬所出之河，今孟津(即現在的孟津縣會盟鎮，明清為孟津縣城)西北，河中漩渦倒流者，即其處也。”清代的毛奇齡在《河圖洛書原舛編》中指出：河圖即“大衍之數”（用55根蓍草演變天地萬事萬物），洛書即“明堂九宮之制”。
種種歷史記載都說明，“河圖洛書傳說”具有典型的“民間文學”的特征，那就是隨著時代發展不斷流變，而且對于它的闡釋說法不一，眾說紛紜。因此，它不是一門嚴謹的學問，只能是一種“傳說體系”，屬于“民間文學”類，而非科學范疇。雖然其中的數字模型確有科學色彩，但學術界普遍認為，那是人類出于原始社會早期的一種“結繩記事”的計數法，伏羲時代文字尚未發明，若河圖洛書真的出于那個時代，且已經具備了嚴謹的數學邏輯，豈不成了“超自然”現象了？
但是與其他的“民間文學”有一點不同的是，“河圖洛書傳說”并不是在民間土生土長的傳說，它雖然肇始于民間，但在誕生之初，便已飛到廟堂之上，被歷代皇帝、學者所推崇，成為整個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烙印。這是任何一個民間傳說都無法達到的高度。
二、民間文學類非遺應重視口頭傳承
《河圖洛書傳說》在我國歷史上的各種經典文獻，如《周易》《禮記》《論語》《尚書》《管子》《史記》《漢書》……等都有記載。如此汗牛充棟的記載，不僅證明了《河圖洛書傳說》影響深遠，也為此次申報國家級非遺提供了一些間接參考。
但是文獻記載多，并不能成為申報非遺成功的標準。非遺中關于“民間文學”的闡述是“當代還在民眾口頭上流傳的活態故事”，它更重要的是“活態傳承”，不管記載這個傳說的文獻多么高大上或者汗牛充棟，那也只能證明這個傳說曾經廣為流傳過，那么如今呢？在今天的洛陽，是否還有人能口頭講述《河圖洛書傳說》的故事呢？
非遺工作者在孟津、洛寧等地采集相關民間傳說的時候，經常有自詡為“河圖洛書”的研究者上門自薦。但是這些人往往開口便是：“我通讀四書五經”“《山海經》上曾有記載”……而問他能否講一些自己小時候從老人那里聽到的口口相傳的故事時，這些人往往傻眼了。而我們跟他講“非遺”重視的是口頭傳承而非文獻記載時，甚至招來一些“專家”的抨擊，認為我們“不夠專業”，是在“胡說八道”。
從中不難看出，“非遺”保護雖然在我國推行了不少時間，政府也在不斷加大對非遺的宣傳力度，但是民間（卻往往是一些“讀書人”）對“非遺”的理解還有偏差。尤其是民間文學類非遺項目的申報，有些人往往重視資料記載，提交的申報書上用大量的篇幅和輔助資料羅列各種文獻，卻恰恰忽視了對于民間口頭傳承人的采風。
我國民俗專家劉錫誠指出：“我們從事民間文學搜集和研究的人，大都是喜愛寫作的文藝愛好者，具有兩個共同性的特點：一個是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家思想的熏染，把民間文學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要使它‘登’上大雅之堂，就得改動、潤色；二是喜歡按自己的觀念修改（實際上是篡改）老百姓的口述作品，總覺得不識字或少識字的老百姓的觀念和見識不高，文辭不雅，要經過他的改動使老百姓口述的東西與他心目中的想法一致起來。我們看到，經過他們改過的，都像是小文人給旅游景點的解說員們寫的解說詞，沒有新鮮思想，沒有思想個性和講述個性，即沒有講述者個人的風格。這是兩個‘中國特色’的頑疾。”
因此，在此次《河圖洛書傳說》申報國家級非遺的過程中，我們多次到孟津、洛寧等河圖洛書傳說的發生地，去田間地頭尋找原生態的口頭文學，采訪了符建林（洛寧縣西長水村農民，《河圖洛書傳說》省級傳承人）、趙坤堂（孟津縣雷河村村民）、雷永祺（孟津縣雷河村村民）、范石頭（洛寧縣西長水村農民）、符少武（洛寧縣西長水村農民）等人。這些人都是土生土長的農村村民，從小在爺爺輩、父輩那里聽來了不少關于《河圖洛書》的傳說，加上自己的生活閱歷，能原汁原味地講述給兒孫聽，傳承這些民間傳說。這些人，才是真正的非遺傳承人。他們講述的故事，雖然不似經典記載那般結構嚴謹、辭藻華麗，但是卻充滿了社會最廣大的底層民眾的幻想和語言表達藝術，這些故事反映出底層百姓五光十色的社會生活和心靈世界，浸透著他們的價值判斷、道德判斷、倫理判斷和是非判斷，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時代烙印。
在此，我舉一個符建林講述的與《洛書》有關的故事，名叫“用洛出書的道理娶賢妻”，這個故事被認為是“原生態”的屬于民間的文學藝術：
用“洛出書”的道理娶賢妻
【講述人：符建林，男，82歲，河南省洛陽市洛寧縣長水村人，2009年講述于洛寧縣長水村。記錄人：段慧博，男，42歲，大專，2009年記錄于長水村。】
古時候，有一個老頭姓萬，家里很富有，他有三個兒子，兩兒子已成家。萬老頭總想找個能繼承掌柜的好媳婦。他沒事總在打聽哪里有賢能的女子，有一天他終于打聽到一個叫巧娘的女子，在鄰村開了一個小飯館。一天，萬老頭去巧娘開的飯館看巧娘到底怎么樣，是不是像人說的那樣聰慧。他到了以后，巧娘就問：“您老想吃些什么？”萬老頭說：“你給我炒四個菜，”巧娘問：“哪四個菜”，萬老頭說：“第一個菜式皮打皮，第二個菜式皮沾皮，第三個菜是說皮不是皮，第四個菜是瘦肉凈是皮。”巧娘說：“好的，記住了，我去做好給您端來。”一會兒她就做成了，端來一看萬老頭吃了一驚，她真做好了，第一個菜是一盤豬尾巴，意思是豬走路時尾巴打著屁股就是皮打皮。第二個菜是一盤豬耳朵，意思是耳朵就是皮沾皮，第三個菜是一盤豬腮脾（色皮），意思是說皮不是皮。第四個菜是一盤炒豬肚，意思是瘦肉凈是皮。
萬老頭看了非常高興，這個巧娘真是聰明，就開口提媒。巧娘看他很富有就說：“我要彩禮可以嗎？”萬老頭說：“行，你盡管說”。巧娘說：“我要三份禮，第一份禮是扯一塊像洛河這么長的布，第二份禮要給我洛河水這么多的香油，第三份禮像洛河灘邊龍頭山那么大一堆銀錢。”萬老頭說：“可以”。就去街買了三樣東西：尺、斗、稱，對巧娘說：“你用尺量量洛河有多長我就給你扯多長的布，你用斗量量洛河的水有多少斗我就給你多少斗得香油，你用稱稱稱龍頭山有多重我就給你多重的銀錢。”這一說巧娘沒得說，也不要彩禮了，就嫁給了他的老三兒子。
巧娘到萬家做媳婦以后，面面具到，萬老頭很高興，心想孩子們不在家，怎么才能從三個媳婦中選一個來繼承掌柜這個位。剛好中秋節到了，三個媳婦都想回娘家轉轉，他給老大媳婦說：“你可以回娘家停個三、五天回來。”對老二媳婦說：“你可以住上七、八天回來。”對巧娘說：“你就住半個月吧。”“還有一個條件是一起走一起回來。”三個媳婦拿著禮出村了，到村口分手的時間，大媳婦說：“我三、五天就得回來怎么辦？”二媳婦說：“我七、八天就得回來怎么辦？”巧娘說：“你們都像我一樣住個半個月再回來。”這時，老大媳婦和老二媳婦說：“那怎么能行，爹爹問時怎么辦？”巧娘說：“有我那，沒事，到半月頭個咱們在這集中一起回家就是了。”
到半個月時他們到村口集中一起回到了家里，萬老頭感到很驚奇的文老大老二媳婦：“你們怎么沒按時間回來？”巧娘說：“我叫她們一起回來的。”萬老頭說：“為什么？”巧娘說：“你叫大嫂三、五天回來，三五一十五不就是半月嗎？你叫二嫂七、八天回來，七加八不就是半月嗎？所以我們三個都是半月時間回來了。”萬老頭哈哈笑了說：“巧娘你真聰明，這個家的掌柜你當了。”萬老頭用《洛書》的道理娶到了賢能的媳婦繼承了掌柜的位置心里非常高興。
三、民間文學不應有地域之限
民間傳說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雖然《河圖洛書傳說》歷史悠久，究其具體出處，已經是眾說紛紜，但是“河”“洛”二字本身便已經有了明確的指向。學術界公認，“河”指的是“黃河”，“洛”指的是“洛河”。因此，“河圖洛書傳說”的流傳地域，一般上為河洛地區，即今天的洛陽市及其周邊地區。即便如此，在不久前，河南的學者之間依舊出現了不小的地域之爭。緣起是鄭州本地的報紙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將“河圖洛書”的起源地定為鞏義。而因為原本上屬于洛陽市管轄范圍的鞏義縣已經于近年被劃分到了鄭州市，因此，便引發了鄭州學者與洛陽學者關于“河圖洛書”起源到底是鞏義還是洛陽的地域之爭。
前一種觀點認為：伏羲繪制八卦圖，是他在“洛汭”之處，即今鞏義市的洛河與黃河的交匯處受到了啟發。“洛汭”指的是當清澈的洛河流入混沌滔滔的黃河中，由于沖擊力的作用，在河口形成了一個旋渦，靠黃河的半個漩渦中有一點洛河的清水，靠洛河的半個漩渦中有一點黃河的渾水。伏羲就是受此啟發，才繪制了八卦圖。而洛陽學者大都支持“河圖傳說”出于孟津縣圖河與黃河交界處，此處有始建于晉代的“龍馬負圖寺”,而“洛書傳說”的起源地則在洛寧縣西長水村附近的“洛汭”，即洛河與其支流玄滬河交匯處。
雖然關于“河圖洛書傳說”，洛陽本地的遺存和證據更多，但是媒體和當地學者如此大做文章，還是有點可笑。畢竟，在歷史上，鞏義一直屬于洛陽管轄范圍，若不是因為近年的政治因素，本來就是一家人，何必計較？更為重要的是，傳說屬于口頭文學，它具有一定的流變性，隨著傳承人的不斷遷徙，它流傳的地域也就在不斷的擴大或者改變，黃河與洛河蔓延千里，河圖洛書傳說也隨著歷史的演變不停流傳，求證其具體方位，缺乏大氣，更乏嚴謹。
“河圖洛書傳說”的主要人物“伏羲”“大禹”都是華夏民族共同的人類始祖，歷史上關于他們的傳說比比皆是，這些傳說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和流布過程，記錄了中國疆域開拓和沿革的歷史。“伏羲”“大禹”的功績在傳說中不斷擴大，他們的形象不斷被神化，逐漸由官方樹立的封建帝王典范轉變為帶有民間信仰性質的神明，現在各地林立的伏羲廟、大禹廟便是明證。可以說，“河圖洛書傳說”代表了官方話語、學者話語與民間話語的融合，是中華民族自身認同感不斷形成的明證。除了“河圖洛書傳說”之外，還有“洛神的傳說”“劉秀的傳說”等等在中原大地廣為流傳的傳說，它們是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財富，不屬于某一個地區，更不是洛陽的獨家專利。不能因為洛陽有“河圖洛書傳說”，便說鞏義人的“河圖洛書傳說”是假的，是牽強附會。洛陽可以申報“河圖洛書傳說”為國家級非遺，鞏義當然也有資格來申報。